　　中新网12月16日电(冯小妍)近日，泰国与柬埔寨边境地区冲突再度升级，双方武装力量持续交火，造成数十万民众流离失所。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介入调停，并公开敦促双方停火，但边境局势并未因此缓和。　　资料图：特朗普。　　本轮冲突的爆发并非偶然，背后牵扯多重因素，其根源究竟是什么？宣称“结束了八场战争”的特朗普，此次再度出面调停，为何未能让柬泰边境恢复平静？　　冲突再次爆发　　柬泰各执一词　　12月7日起，泰国和柬埔寨边境地区再次爆发激烈冲突，多地炮火连天，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先开火”。　　柬埔寨参议院主席洪森8日称，泰国军队对柬方发动袭击，柬方必须采取报复行动的红线已经划定。柬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泰国士兵连续第二天向柬武装部队开火，但柬方并未还击。　　而泰国军方则给出相反说法，称出动战斗机是为回应柬方进攻，强调柬方袭击已致泰国1名士兵死亡、4名士兵受伤。　　冲突持续升级引发两国大规模居民撤离，数十万人流离失所。资料图：当地时间12月9日，柬埔寨和泰国边境发生冲突后，居民们撤离家园，驾车沿街行驶。　　资料图：当地时间12月9日，柬埔寨和泰国边境发生冲突后，居民们撤离家园，驾车沿街行驶。　　泰国国防部发言人苏拉讪10日说，本次泰柬边境冲突已致7个府超过40万泰国居民搬离居住地。柬埔寨内政部发言人杜索卡15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流离失所的柬埔寨平民人数已超过40.3万人，其中包含大量妇女和儿童。　　特朗普调停失灵？　　和平声明“形同虚设” 　　今年7月，柬泰边境曾爆发一轮激烈冲突。　　7月24日，双方在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互相指责违反国际法，冲突造成上百人伤亡，逾10万民众被疏散至安全区域。　　当时，特朗普出面介入，致电柬埔寨首相洪玛奈及时任泰国代理总理普坦，明确表示美国将“结束边境冲突”作为与两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前提，以此施压双方回到谈判桌。　　这一“交易式调停”策略一度奏效，推动了两国局势缓和。10月，特朗普赴马来西亚出席东盟峰会，并见证泰柬领导人签署和平联合声明。　　然而，本轮冲突爆发后，特朗普的调停模式并未奏效。　　尽管特朗普12日在社交媒体上称，已与泰国看守总理阿努廷及柬埔寨首相洪玛奈通话，两国领导人同意泰柬两国从当晚起停火。　　然而，阿努廷13日公开表示，泰方将继续军事行动，直到泰国领土和人民安全不再受到威胁。　　此外，针对特朗普称最初造成泰方士兵伤亡的路边炸弹为“意外”，阿努廷说：“这绝对不是一起路边炸弹意外事故。” 　　泰国外交部长还表态，不应以关税威胁迫使泰国与柬埔寨对话，并强调可持续的停火需经双方充分准备与详细协商，目前条件尚未成熟。　　柬埔寨方面同样态度坚决，新闻部大臣奈帕德拉13日表示，柬方呼吁泰方立即停止对柬埔寨及其民用基础设施的军事行动。他称，泰军当天早上出动两架F-16战斗机投掷炸弹，摧毁了菩萨省边境地区的一家酒店和两座桥梁，袭击范围已扩大到柬埔寨平民和居民村庄，并破坏民用基础设施。　　由此看来，特朗普此番调停已经失效，此前的和平声明也已经“形同虚设”。面对此般情形，白宫发言人后来表示，特朗普希望各方都能履行停火承诺，“他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以制止冲突杀戮、确保持久和平”。　　边界争端叠加政治博弈　　冲突短期或难缓和　　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翁诗杰曾指出，泰柬边界争端根源深远，仅靠美国以贸易协定施压，而不解决核心问题，只能提供暂时的解决方案，难以实现持久和平。他补充说，两国需要一个双方都信任的调解人。　　本轮冲突爆发后，多家媒体分析指出，泰柬冲突不仅与历史性边界争端有关，还与两国当前国内政治压力、政府稳定性等因素交织，使得外部停火倡议难以真正落地见效。　　英国《卫报》指出，泰柬领土争端已持续逾百年，核心症结在于殖民时期地图的争议。两国曾因古寺归属发生冲突，并因文化遗产主权问题引发动荡。泰国还曾谴责柬埔寨境内犯罪性网络诈骗中心泛滥。而这场争端之所以如此激烈，在于两国都将民族主义情绪作为对峙手段。　　新加坡《联合早报》分析称，在7月冲突发生之后，泰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以少数席位执政的阿努廷近日宣布解散国会，泰国将举行大选。边境紧张局面或有利于其借助民族主义情绪，助力其所在的泰自豪党在大选中占据优势。然而，这也意味着，紧张局面可能持续一两个月直到大选结束。　　新华社援引泰国纳瓦明德拉迪拉吉大学教授切塔·萨皮恩的观点表示，柬埔寨正面临日益增长的内部压力——包括地雷争端、与跨国欺诈网络有关的资产冻结以及国内支持率下降——并可能利用边境紧张局势来转移公众注意力。柬埔寨皇家科学院下属智库——柬埔寨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金皮亚指出，泰国在争议地区的“扩张”，仍然是持续紧张局势的主要驱动因素。他表示，外交政策问题往往成为泰国国内政治压力的宣泄口。　　多方呼吁停火止战　　推动局势降温　　目前，冲突仍在升级。15日，泰国军队将空袭范围扩大到柬埔寨西北部暹粒省。柬内政部说，截至14日下午6时，柬泰边境冲突已造成12名柬埔寨平民死亡，另有74人受伤。　　随着炮火持续，国际社会呼吁立即停火、保护平民、缓和局势。　　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称，东盟成立接近60年，在各方努力下，一直是本区域和平与发展的巨大力量，成员国之间应该珍惜这份长期的和平，特别是在当今世界，东盟领袖们必须承担起维护集体和平稳定与发展的责任，避免发生更多冲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15日就柬泰边境冲突答记者问时表示，当务之急是停火止战、保护平民。希望双方从维护两国边境和平稳定及两国人民利益出发，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采取一切有利于实现停火的措施，尽快实现降温缓局。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15日呼吁有关方面立即停火，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安瓦尔曾表示，重新爆发的冲突有可能破坏两国为稳定关系所做的努力。　　“本地区无法承受长期争端陷入对抗循环的局面。当务之急是停止战斗、保护平民，并回归以国际法和睦邻精神为基础的外交轨道——这正是东盟赖以生存的根基。”安瓦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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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公然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高市早苗错误言论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战略意图，暴露了其长期以来的政治野心，势必会给周边安全与稳定带来不可预测的影响。资料图：高市早苗。　　暗藏三大意图，谋强军扩武固政治私利　　高市错误言论背后，暗藏怎样的政治主张？　　一是以“台湾有事”为逻辑起点，为日本成为“可战国”松绑。从2015年安倍晋三内阁强行通过《新安保法》以来，日本“专守防卫”政策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集体自卫权被大幅度解禁。而高市此次所提及的“存亡危机事态”，也是该法案中的一个模糊法律概念。新安保法案的强行出台，旨在赋予日本自卫队更多行使武力的空间；而所谓的“存亡危机事态”论，则为日本真正突破军事限制、合法合理行使集体自卫权提供绝佳的政治借口。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推进修宪议程、强化军事与安保等方面的步伐，明显加快。例如，近期，高市早苗在国会上，公开强调加快修宪的必要性。此外，高市还在积极探讨于2026年修订三份与安全相关的文件，包括计划删除“无核三原则”(“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中的“不引进”原则，允许美军将核武器带入日本，以及大幅提高防卫费等内容。　　多重迹象显示，在高市内阁的主导下，日本正进一步加快军事力量的扩张与重组进程。将“台湾有事”与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相联动，被视为高市内阁推动“强军扩武”政策的重要战略支点。一旦这一叙事获得国内政治共识，其将在法律、预算与战略框架层面，为日本突破传统安全政策边界提供关键的制度化契机。　　二是在台海问题上由“被动卷入”转为“主动布局”，形成对华结构性压力。近年来，日本相关官方文件多次渲染“中国威胁论”，称中国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渲染台海危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而日本相关智库也轮番模拟“台海冲突情境”，直言“台海情势恶化将直接威胁日本安全”等谬论。　　为落实这一立场，高市政府积极推进《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核心文件的修订，强调拥有“反击能力”，并大幅增加国防预算，旨在获取能够覆盖中国大陆腹地的远程打击能力。而在军事部署上，近年来，日本自卫队在西南诸岛的部署加速，强化了陆上自卫队的导弹部队及电子战部队，使其具备在台海冲突中执行“反介入/区域阻绝”(简称，A2/AD)任务的能力。　　高市早苗的相关表态已实质性突破日本长期以来对台海事务保持“战略模糊”的政策惯例，被普遍视作日本意在公开强化其在台海安全事务中角色的明确信号。这一变化不仅体现在军力投射与协同能力的提升，更意味着日本正尝试将台海议题常态化、体系化地嵌入其国家防卫架构。此举将使日本在制度设计、作战规划和对美协同等方面，形成对华更具韧性和持续性的结构性压力。　　三是试图在日本国内层面争取保守派支持，稳固自身政治地位。在国内政治层面，高市早苗提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论述，既非单纯出于外交安全考量，也深刻反映了其鲜明的意识形态诉求。借由突出对台议题的紧迫性，她主动与自民党内部的稳健派力量划出界线，将自身塑造成坚定主张强化防卫的“安全派”代表，从而为其政治人格与领导形象赋予强烈的“安全色彩”，以稳固其政治地位。　　通过在公开场合强调“台湾有事”的可能性，她刻意营造一种“必须保持强硬路线”的政治氛围，使强硬对华、强化武力准备成为政治正确，从而压缩党内温和派的操作空间。这使台湾问题不再仅仅是外交议题，而是成为高市实施权力斗争的重要叙事工具。　　暴露危险倾向：煽动危机加剧地区紧张　　高市错误言论造成何种影响？　　首先，高市早苗的错误言论严重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冲击中日关系稳定大局。该言论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表现，严重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间的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同时，这种明确且露骨的挑衅言论，大大压缩了未来日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保持灵活和“战略模糊”的空间，给未来台海局势的变化带来诸多不可预测的风险。　　其次，高市早苗的言论实际上是在煽动和助长危机，加剧了台海和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高市的错误言行并非偶然，而是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抬头和系统性右倾化的体现，反映了日本突破战后军事束缚、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倾向。中方对此的强烈回应，也是针对这种系统性右倾化的预警。高市此番错误言论使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是否真心坚持和平发展承诺、是否已与军国主义划清界限，产生强烈质疑和担忧。　　此外，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高市早苗却在这一高度敏感的历史节点再次鼓吹“台湾有事”论，其危险言论不仅无视历史教训，也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扩张的战略诉求，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自21世纪初以来，尤其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动盟友“负担分摊”以及要求日本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之后，日本的国防能力不仅在数量上扩张，更呈现出质的跃迁。从名义上的“响应美国要求”，逐渐演变为具有明显自主意图的防务强化路径。　　针对日美关系，著名的“瓶盖论”长期以来指出，如果美国对日制衡能力削弱，日本可能借机突破同盟的结构约束，朝向更具独立性的战略自主路径迈进。当前日本防卫战略的深化，以及制度层面不断松动的再武装倾向，某种程度上正印证了这一理论担忧的现实化趋势。　　此外，日本部分右翼力量的核心诉求并非单纯的对外强硬，而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驱动下的战略自主化倾向。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既排斥中国，也深刻警惕美国对日本的长期约束。高市早苗等人的危险言论反映的是右翼骨子里的“摆脱外部束缚、追求战略独立”的深层冲动。这种以意识形态驱动的战略自主化，不仅缺乏现实基础，也可能进一步将日本推向危险的政策误区。　　从宏观历史演变和战后国际秩序稳定这一视角来看，高市早苗错误言论的危险性不仅在于挑动台海局势，更在于为日本战略自主化、正当化提供政治动员，使日本更接近突破战后安全框架的临界点。这种变化不仅可能重塑亚太力量格局，也会对全球盟友体系、地区军备竞赛及战略稳定产生外溢影响。未来，若日本在强军扩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对台海局势的介入方式与力度可能发生质变，进而给地区安全的整体稳定性带来不可预测的影响。　　(作者高梓菁系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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