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0日，日本公明党党首齐藤铁夫宣布退出与自民党的执政联盟，引发日本政坛“地震”。自民党新任总裁高市早苗问鼎“首位女首相”之路骤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日本政局前景更加扑朔迷离，或将迎来近16年来最深刻的权力重构。资料图：高市早苗。　　执政联盟瓦解与“黑金”丑闻余震　　自从1999年以来，自民党与公明党维持了长达26年的联盟关系，其瓦解是日本政坛长期结构性矛盾和短期政治危机的集中爆发。　　公明党毅然决然退出执政联盟，出乎外界多数预测，直接原因在于自公两党围绕强化政党资金监管改革的谈判破裂。2023年底以来，日本媒体曝出自民党大批国会议员违规收受政治献金回扣的“黑金”丑闻，自民党支持率一路走低，导致自公联盟接连在众参两院选举中失去多数议席，沦为“双少数”政权，执政基础遭受重创。　　公明党作为依靠创价学会支持的政党，对政治清廉度有着极高的要求，事发以来一直推动建立更严格的政治资金监管制度，以回应民意并重塑自身形象。而自民党出于维护既得利益和党内团结，始终对于改革企业献金制度态度消极，对公明党的要求虚与委蛇。　　10月4日，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新任总裁，不仅任命“黑金”政客荻生田光一出任党内要职，在与公明党的政策协商中，也未能回应其政治改革要求。两党在政治伦理和改革力度上的巨大分歧，最终导致了联盟走向破裂。　　从深层次因素看，自民党与公明党的联盟一直被视作“保守派与中间派”的结合，始终存在难以弥合的政治理念差异。尤其是近年来自民党加速右倾，极力推动强军扩武，与主张和平主义的公明党之间的路线分歧日益凸显。高市早苗作为自民党内极端保守势力代表人物，其在历史认知、修宪、对华政策以及性别议题上具有鲜明的右翼立场，与公明党的温和保守立场更是格格不入。　　公明党的支持母体创价学会素来对高市的右翼路线心存芥蒂，担心与其联合会损害自身的政治形象和支持基本盘。这种结构性矛盾为两党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　　此外，高市早苗的背后是原安倍派和麻生派等党内保守势力的支持。前首相麻生太郎等核心人物素来对公明党及其支持团体创价学会持批评态度，甚至试图引入国民民主党等替代力量以削弱公明党的影响力，这进一步加剧了联盟的裂痕。　　尽管公明党在众议院仅有24个议席，看似与拥有196席的自民党力量对比悬殊，但公明党的支持对自民党而言至关重要。长期以来，公明党在选举中通过创价学会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为自民党提供稳定的选票支持，尤其是在小选区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据日本《每日新闻》测算，如果没有公明党的支持，2024年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可能要减少25到45个议席。对于深陷执政困境的自民党而言，公明党的退出无异于雪上加霜，将严重动摇其执政基础。　　高市早苗的困境和首相“难产”危机　　高市早苗作为自民党史上首位女性总裁，原本被认为将大概率成为日本首位女首相。然而，公明党的退出，使得这一前景蒙上阴影，日本新首相恐将面临“难产”危机。　　根据日本宪法，首相由国会议员在国会指名选举中选出。自民党虽然仍是国会第一大党，但在众参两院都已失去过半数席位。在公明党退出执政联盟并明确表示不会投票支持高市后，自民党在国会的票数远不足以保证高市在首相指名选举中顺利当选。若公明党转而与其他在野党联合，推选出统一候选人，高市将面临无法当选的风险。　　自公联盟的瓦解，仿佛给日本政坛投下了一颗“炸弹”，一举改变了朝野力量格局，极大振奋了在野党的斗志。正在谋划大联合的在野政党加快了政策协商，推举出统一候选人的可能性骤然上升。就目前众议院的势力分布看，主要在野三党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和日本维新会的议席总数达到210席，已经大幅超过自民党的196席。在首相指名选举中，只要三党议员能一致投票给其统一候选人，将导致政权出现更迭，自民党时隔16年再度下野。　　目前看，制约三党联合的主要障碍在于政治理念和政策路线差异。尽管立宪民主党拥有148席，力量远大于27席的国民民主党和35席的日本维新会，但由于立宪民主党的政治立场属于中间偏左，与中间偏右的国民民主党和偏右的日本维新会之间存在不小隔阂。　　随着自公联盟瓦解，在强大的执政诱惑面前，三党开始搁置彼此矛盾成见，务实探讨推举统一首相候选人的可能性。鉴于国民民主党在三党之间政治立场居中，且近来上升势头突出，其党首玉木雄一郎拥有很强的社会知名度和号召力，推举玉木成为三党可能勉强接受的一个选项。　　另一边，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也不会“坐以待毙”，正在积极拉拢国民民主党或日本维新会争取填补上公明党留下的空缺。尽管这两党在政治理念上与自民党更为接近，但在国内经济民生课题上都提出了严苛的政策条件，同时也对自民党“黑金”丑闻心存芥蒂，彼此建立联盟关系并非易事。　　鉴于石破茂之后的新首相面临“难产”危机，执政的自民党已决定将召集国会举行首相指名选举的时间推迟在10月20日之后。在此之前，朝野政党还将展开密集的合纵连横协商，到底是形成“在野大联合”，还是自民党建立新的执政联盟，一切还都是未知数。综合分析日本国内最新预测，高市和玉木问鼎日本首相的概率大致为五五开，也就是说，高市早苗能否成为“首位女首相”还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即使在野势力未能形成联合，或自民党与其它小党达成合作协议，高市早苗在首相指名选举中勉强获胜，新内阁也将是一个根基薄弱的弱势政权。在未来的立法、预算审议和重要人事任命上，高市内阁将处处受制于在野党，施政举步维艰。　　政坛格局碎片化与动荡长期化　　自公联盟的破裂和高市早苗的首相危机，标志着日本政局已进入新一轮常态化动荡局面，未来或将出现频繁的内阁更替和首相更迭局面。　　就短期来看，日本政局或将呈现“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首先是首相指名选举悬念引发的“政治空白”。朝野政党围绕新首相人选的激烈博弈，加剧了日本政治停滞的风险。自民党新总裁选出后，石破茂内阁已经失去了执政合法性和权威性，作为看守政府难以有效推进政策执行，朝野政策协商上陷入“实质性停滞”，重要法案和年底的补充预算案难以通过，政府运作将受到严重影响。资料图：石破茂。　　其次是失去稳定执政架构导致政治混乱局面持续。在国会缺乏稳定多数的执政联盟的背景下，无论是高市还是玉木当选日本首相，新内阁的执政基础都将极为脆弱，各政党围绕权力分配和政策竞争的博弈将导致相互掣肘，彼此围绕内外政策严重缺乏共识，甚至争执不下，导致国会空转。　　再次是为打破政治僵局进行“重新洗牌”。在政治陷入僵局、政府难以运转的情况下，无论是谁当新首相，都很可能被迫解散众议院，举行提前大选，以期重获国会多数。然而，鉴于自民党当前民意低迷，“黑金”丑闻余波未平，又失去公明党的助力，提前大选恐怕只会失去更多议席。同时，日本民众对在野各党也严重缺乏信任，目前难以看到自民党的替代力量。尽管提前大选的结果对主要政党而言都非上策，却是打破政治僵局的唯一途径。　　从中长期来看，自公联盟的决裂将深刻影响日本的政治格局和政策走向。今后日本政局或将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政坛格局碎片化与“扭曲国会”的常态化。自民党“一党独大”局面被打破后，朝野政党力量分散，日本政坛已进入一个多党竞争、联合执政成为常态的新阶段。国会两院少数派执政的“扭曲国会”局面或将长期化，任何内阁都缺乏稳定强势的执政基础，必须在各项政策上都向在野党妥协，导致政策的连贯性和执行力将显著下降。　　二是“短命首相”频出和政坛分化重组加速。当前日本政局与1993年的混乱局面颇为相似，当时也是小党林立，八个在野党形成联合导致自民党首次下野，此后几年内阁频繁更迭，主要政党展开一轮分化重组，直至1996年后才逐渐稳定下来。当前日本政坛同样缺乏稳定的政治架构和众望所归的强势领导人，无论谁出任首相组建内阁，一旦支持率下降、政策推行受阻，或将被迫下台，导致首相频繁更迭。在激烈的权力博弈和政治路线竞争中，高市早苗领导下的自民党内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加剧，不排除会走向分裂。各政党也可能围绕“中左自由派”和“右倾化保守派”两条路线展开分化重组，逐渐形成新的政坛格局。资料图：日本民众穿过涩谷车站前的交叉路口。中新社记者吕少威摄　　三是“短期应对型”政府导致内外政策更趋短视功利。在政治不稳定、政权更迭频繁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将更多地表现为“短期应对型”而非“结构改革型”。未来几届内阁或将疲于应对眼前的政治危机和民生课题，尤其是日本国内面临物价高涨、经济停滞等问题，而难以推动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经济上，为笼络民心，新政府或将更加重视宽松货币和财政扩张路线，以短期刺激来提振经济，改善民生，从而加剧日本长期的债务风险。外交方面，无论是高市还是玉木执政，新政府弱势的执政地位和强硬对外立场，可能加剧日本对外政策的民粹化和排外主义色彩，使日本同中韩等亚洲邻国的关系面临风险。政权的不稳定也可能对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产生影响。　　总的来看，公明党退出揭示了自民党长期执政体制的结构性疲劳，其产生的连锁反应将日本政局推向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高市早苗能否稳住阵脚，顺利执政，将成为决定日本今后政局走向的关键。无论结果如何，日本政坛的权力结构将被重构，持续的动荡和高度不确定性将成为日本政治的新常态。　　(作者项昊宇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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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在谋划中国经济下一个五年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在复杂环境下稳增长稳预期，是各界关注的核心议题。近期，各方特别是经济学界对消费和投资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有一些讨论。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曾深度参与多轮五年规划编制，对宏观经济运行逻辑与政策落地路径有着深刻理解，本文围绕上述议题提出一些想法和建议。　　近期各方讨论中国稳增长的举措时，对以促消费还是稳投资为主做好宏观调控有一些不同观点，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些声音，宏观政策应该如何取舍？　　董煜：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在需求侧，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需要持续扩大内需，在宏观政策的目标和手段上，促消费和稳投资都是非常重要的着力点。　　消费和投资在增长中的作用，一直是宏观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在不同的阶段，问题的表现、政策的侧重都会有所不同。近期一些学者从完善宏观调控的角度所提的建议，都是有见地的，也是有较强参考意义的。当然，有的为了增强观点的鲜明性，突出强调某一方面的举措，从学术角度也是无可厚非的。　　从真实的宏观调控逻辑看，消费和投资，从来都不是一道选择题，也不是一场“拔河”比赛，不存在取舍关系。工作的着力点，也是分别要发挥好“基础作用”和“关键作用”。近年来在两个方面分别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实际上构成了以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两重”建设为标志的两套组合拳。　　从当前经济面临的问题看，消费领域的问题还比较突出，需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引导的力度，特别是在创造多元化消费场景上下功夫。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许多地方很火爆，说明消费意愿是客观存在的，需要更多去发掘。　　近期各方对投资增速问题十分关注，对此要作结构性的分析，其中房地产投资拖累较多，这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阵痛。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是需要关注新兴支柱产业的投资，而这方面是有亮点的。在创新和产业领域，需要新基建做好铺垫，对成果转化要有耐心，有些工作外界暂时“看不见”或“看不清”，但不等于不重要。　　无论看消费还是看投资，都要算大账。在促消费工作中，既要做好增加投入的“加法”，也要做好减少限制的“减法”。在稳投资工作中，要更多加入对未来收益和综合效益的考量，给民间资本更好的回报预期，也要努力遏制无效和低效投资。还要看到，消费和投资之间本来就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消费增长点可以拉动新的投资，投资也能通过传导机制创造新的就业和消费。　　今年要格外重视投资，因为“十五五”规划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份投资清单。近期我们与各方沟通交流时，感受到市场特别是企业家、金融圈对“十五五”规划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十五五”规划的各个任务章节和专栏里都蕴藏着大量商机，在规划年，所有的部门和地方政府都在研究新的项目清单，所有睿智的企业家和投资者都会去关心这些清单，这时候谁再忽视投资，谁就会错失未来五年的发展机会。　　对于怎样才能更好促进消费和投资的具体政策，应该欢迎各方多讨论。当然，在舆论场上支持不同观点的声音，有的过度放大了某项举措的作用，对另一方面的举措则抛出“无用论”，这是没有必要的。在这一议题的讨论中，我们需避免陷入纯学院派的争论。当前经济工作中消费和投资都很重要，任何理性的调控手段都必须在两端同时发力，不可能只顾一头。　　这些年民生需求变化很快，没有一个国家面临像中国这样短时间内快速扩大和快速多样化的民生需求，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努力通过大规模投资建设去“适配”这种需求的变化。对于老百姓来说，经济学界的辩论是飘在天上的，家庭生活的变化才是实实在在的。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会议特别强调“在保障改善民生中扩大消费需求”，就隐含着这方面的意思。理不辨不明，通过讨论推动形成有效果的举措，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在下一个五年，中国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吗？如果想要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董煜：首先要明确，中国已是消费大国。在“十四五”规划编制阶段，我们曾提出建议，希望这一时期中国能跻身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彼时我国与美国的差距已大幅缩小，当时判断或许用不了太久便可实现这一目标。但受多重复杂因素影响，尤其是汇率波动，“十四五”期间我们未能达成这一目标。不过从实际购买力来看，依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与核算方法，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超过美国，达到其1.6倍。因此在“十五五”规划中，持续做大做强中国消费市场，理应成为重要目标。　　值得关注的是，我们不应仅停留在对目标本身的讨论，更需探索宏观调控方式的优化——比如在提振消费领域，究竟该从哪些方向发力。　　目前，部分国家采用发放直接补贴等方式提振消费，这类举措确实有一定效果，但客观而言，若要将其复制到14亿人口的中国，需直面一系列现实问题：财政层面能承受多大规模？补贴需达到何种额度才能真正撬动消费？又该精准覆盖哪些群体？这些都是亟待厘清的复杂问题。　　事实上，同一政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效果各异，这与各地消费习惯密切相关，补贴发放后资金是否能直接转化为消费，也存在不确定性。相比之下，如何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如何努力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才是最重要的考量。　　回归消费本身，无论是从中央的部署还是我的个人观察来看，有两个方向尤为重要：其一便是服务消费。服务消费对就业有直接拉动作用，且新消费形态多集中在服务领域，能带来显著增量；同时，餐饮、住宿等部分服务消费与基本民生紧密相关，是消费市场的重要支撑。其二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及的“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目前我们已在推进相关工作，但仍面临不少待解难题，需要进一步破题。　　除了横向拓宽消费场景，纵向覆盖不同收入群体同样关键。也就是说，我们既要为工薪阶层打造适配的消费场景，也要满足其他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这一点在后续工作中尤为重要。且这类举措未必依赖直接财政投入，更多可能与取消消费领域的限制政策相关。　　当前多个领域仍存在部分消费限制与隐性壁垒。专家讨论时也提出，部分领域可适度先行探索，比如定制化医疗、优质旅游等，通过优化供给将更多消费留在国内。　　在消费政策制定上，我们不妨进一步解放思想——核心是秉持这一理念，在守住红线的前提下，推动各领域梳理并解除非必要限制。相信只要主动作为，总能找到一批推行难度较低、见效较快的突破口。　　提振消费的前提是提振收入和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下一个五年有哪些措施可以更好稳预期？　　董煜：在所有宏观经济问题中，稳预期是难度最大的课题之一。如今我们已将预期管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诸多工作均围绕稳定预期展开。其中，准确传递政策信号、保持政策稳定性，是帮助经营主体形成一致、稳定预期的重要基础。　　但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不稳定的背景下，企业对经营盈利的不安全感客观上升。因此，我们需从多维度为市场注入经济安全感，而落实针对民营企业与企业家的一系列支持政策，正是重要起点。　　当前不少中国企业面临一个现实挑战：若海外订单无法持续增长甚至出现下滑，企业增长便会受限。这意味着我们需在海外市场开展更多主动作为。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产能也存在一定担忧，如何向海外讲好中国经济故事，就显得尤为关键。　　海外市场的开拓仍需持续推进，但核心是平衡好与当地的利益关系——关键要看能否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与发展机遇。　　从中国经济自身的阶梯式发展经验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曾带动内陆地区共享红利；如今，中国现代制造业“走出去”、与海外开展投资贸易合作的过程，同样能将中国的发展红利辐射到相关国家和地区，为当地带来就业与收入增长。这一逻辑需要清晰传递给国际社会。　　过去，发达国家的经济外溢效应曾为中国经济提供支撑；如今中国也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外溢能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也能发掘更多海外市场机会，进而改善自身发展预期。　　因此，“十五五”期间，我们既要充分释放国内消费潜力，也要通过供给端的作用机理优化激活海外需求。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开展更多点对点的精细化工作，确保政策精准落地、效果切实显现。　　(“三里河”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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