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新网北京2月9日电题：马年说马，马是如何起源演化而来？　　——专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邓涛　　中新社记者孙自法　　2026年是中国传统十二生肖年中的马年，是以人们广为熟知的、“六畜”之一的马命名的年份。作为一种善于奔跑的动物，马是如何起源的？其演化进程中怎样从远古奔跑到今天？又如何在全球驰骋扩散？……马年新春到来之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古生物学家邓涛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科普解读在地球的历史长河中，马的“奔跑长征”如何演绎“前世今生”。　　现将采访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如何科学定义马这类动物？其现生种类、数量及分布情况怎样？　　邓涛：在生物学分类中，马属于动物界、脊索动物门、哺乳纲、奇蹄目、马科、马属的草食性动物，其模式种为家马，野生近缘种包括普氏野马。　　现生马四肢仅有第三趾(中趾)，其余趾退化消失，适合快速奔跑，适应长期咀嚼粗糙的草本植物，具有出色的奔跑耐力，最高奔跑速度可达60公里-70公里/小时，冲刺速度可达80公里/小时。　　马狭义上指现今生活在地球上的马，主要包括家马和野马；广义上则可以指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所有马类动物，包括马科及其最近亲属古兽科，合称为马超科。　　现代马属物种在地质时期遍布大洋洲和南极洲以外的世界各地。家马与普氏野马为现存马属中亲缘关系最近的物种，二者染色体数存在差异(家马64条，普氏野马66条)，但仍可杂交产生可育后代。马在5500年前被人类驯化后，伴随人类的脚步遍布于地球的各个角落，是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家畜。　　现生马科仅存马属一属，家马为驯化种，野生种群多濒危，包括普氏野马、平原斑马、细纹斑马、山斑马、非洲野驴(家驴祖先)、亚洲野驴6个。其中，亚洲野驴的亚种藏野驴也有人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种，北美野马则为野化家马，非自然野生种。　　牛马虽然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并称，但马与偶蹄目的牛亲缘关系远；与马亲缘关系最近的现存哺乳动物是驴(同为马科马属)，马的同属至亲驴、斑马与其在遗传与形态最接近，可杂交，但后代多不育；与马更外侧的现存近亲是貘与犀牛(同为奇蹄目)。基因组显示，马与貘、犀牛分化于约5500万年前，马属内分化在约400万至450万年前。　　中新社记者：从目前化石发现研究看，马是如何起源和演化的？经历了哪些关键阶段？　　邓涛：马科演化始于约5600万年前北美始新世的始祖马，历经体型增大、趾数减少、齿冠增高三大核心趋势，食性由灌木嫩叶转向草本植物，演化主线清晰、旁支众多。　　气候变冷、草原扩张、捕食压力与种间竞争，推动马科动物奔跑能力与取食效率的协同演化。演化过程中绝大多数古马属种已灭绝，现存仅马属一属，含马、驴、斑马等。　　始祖马(约5600万年前，早始新世)体型如小狗，前脚四趾、后脚三趾，低冠齿，以嫩叶为食，森林栖息，是马科最早代表。　　渐新马(约4000万年前，中始新世)体型如小羊，前后均三趾、中趾增大，低冠齿但前臼齿臼齿化，适应森林-灌木过渡带，食性加入少量草类。　　草原古马(约1800万年前，早中新世)体型近现代小马，中趾承重、侧趾悬垂，高冠齿带釉质褶皱，适应草原奔跑与高纤维草食，是马科演化的关键辐射点。　　上新马(约1000万年前，晚中新世)中等马体型，单趾、侧趾退化为痕迹，高冠齿更特化，为真马直系祖先。　　真马(即马属，约450万年前至今，上新世至现代)体型达现代马水平，单趾高蹄、四肢特化善奔，高冠齿耐磨损，更新世扩散至亚欧、非洲、南美，成为马科唯一存活属。　　马科演化中绝灭属种远超现存，已命名马科化石属超过30个，绝灭率超90%，种级绝灭超99%，仅马属存活并分化出6个野生种和2个家养种。其主要绝灭类群包括始祖马类如始祖马、山马等；三趾马类如三趾马、次马、中新马、副马等；单趾马旁支如恐马、南美马等，以及原马、拟马、上新马等。　　中新社记者：目前所知世界上马类化石分布情况如何？中国马类化石发现及研究取得哪些重要进展？　　邓涛：全球马类化石以北美为演化主舞台，扩散至亚欧、非洲、南美，最早马类化石为发现于北美早始新世(约5600万年前)的始祖马，英国、法国也有同期化石，中国湖南发现约5500万年前的丁氏曙马，为亚洲最早马类记录之一，中国在三趾马、真马、青藏高原古马以及马类古DNA领域的科研成果突出，处于国际第一梯队。　　北美西部尤其中西部是马科演化核心区，从早始新世始祖马到更新世真马，化石序列最完整；包括华北、甘肃临夏在内的亚欧大陆晚中新世至更新世三趾马与真马密集；非洲以三趾马与真马为主；南美更新世有土著马类，全新世前灭绝。　　马类始新世经大西洋北部陆桥扩散至欧亚大陆；中新世三趾马经白令陆桥进入亚洲再扩散至欧洲和非洲；更新世真马经白令陆桥进入欧亚大陆后至非洲，经巴拿马地峡扩散至南美；北美本土马类在更新世晚期全部灭绝。　　中国的马类化石研究在演化序列、年代标定、环境关联、古基因组等方向形成特色与优势，与北美、欧洲鼎足而立，是全球马类演化研究核心力量。除丁氏曙马外，1150万年前的东乡三趾马为亚欧大陆最早三趾马，甘肃临夏龙担动物群255万年前的埃氏马为亚欧大陆最早真马。　　甘肃临夏盆地三趾马动物群规模与保存质量世界一流，山西、内蒙古、云南、西藏希夏邦马峰等地均有丰富三趾马化石，其中，青藏高原高海拔单种生存现象全球罕见；河北泥河湾、甘肃庆阳、南京汤山等地发现黄河马、庆阳马等，构建出完整真马演化序列；中国东北、西北等地发现奥氏马并获取高质量全基因组，将其灭绝时间推至约3500年前的青铜时代，为马属演化与驯化研究提供关键数据。　　中新社记者：马最早什么时候被人类驯化？经历了怎样的驯化历程？如何评价中国古代的千里马、赤兔马、汗血宝马？　　邓涛：目前研究所知，马最早驯化于约5500年前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博泰文化，其出土大量马骨、马牙缰绳磨损、马奶脂质、圈栏遗迹，为最早可靠驯化记录，但博泰马可能以肉奶为主，骑乘/拉车证据有限。现存家马主要源自约4200年前黑海-里海草原(颜那亚人相关)的二次驯化与扩散，奠定了现代家马基因库。　　驯化历程主要包括狩猎利用期(更新世-新石器早期)；早期驯化(约5500年前，博泰文化)、成熟驯化与扩散(约4200年前，黑海-里海草原)、技术与品种分化(青铜时代-历史时期)四个阶段。　　其中，在成熟驯化与扩散阶段，战车与骑乘普及，推动跨亚欧扩散；中国晚商出现成熟车马，西周发展驷马战车，秦汉完善马政与马具。在技术与品种分化阶段，约公元3-4世纪出现马镫，实现阉割、饲料改良、品种培育(如挽马、骑乘马)，中国在养马、马具、育种上贡献突出，形成多元马种体系。　　从科学视角来看，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千里马”“赤兔马”“汗血宝马”等名马，并非现代生物学意义上的稳定品种，而是特定优良个体或区域性类群的统称。　　“千里马”并非特指某一马种，而是对日行千里(实际约300公里至400公里)、速度与耐力兼具的优良个体的泛称。这类马以中国北方草原的蒙古马系为基础，是古代军马与驿马的主力，通过世代骑乘测试，筛选择优繁殖，其形成核心是功能性人工选择，而非品种培育。　　“赤兔马”出自《三国志》，记载为吕布、关羽的坐骑，其本质是兼具优良外形与性能的顶级个体，因历史人物加持而成为文化符号，推测其为跨地域引种且偶然出现的优良个体，其优良性状难以稳定遗传给后代。　　“汗血宝马”学名为阿哈尔捷金马，是中国古代对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出产的马种的统称，最显著的特征“汗血”现象，是奔跑后颈部、肩部出现血色汗液状痕迹，其形成与传播是跨大陆引种+适应性驯化的典型案例。　　现代生物学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名马的部分优良性状，通过基因流融入北方草原马种的基因库，例如，蒙古马可能就是汗血宝马杂交的结果；“千里马”的速度与耐力性状，在现代赛马(如纯血马)中通过高强度人工选择与分子育种技术得到极致发挥，本质是古代选育逻辑的延续与升级。　　中新社记者：您领导团队对被誉为活化石的普氏野马、已灭绝的三趾马等均有深入研究，这些方面取得哪些进展成果？后续马类演化研究主要目标和方向是什么？　　邓涛：我们的研究证明普氏野马是一种严格生存于干旱寒冷气候的动物，其在第四纪的分布向东南扩散和西北退缩的交替成为冬季风和夏季风强度的重要指示标志。　　中国具有亚欧大陆最早的三趾马和真马，是这两次与全球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洲际迁徙事件的关键证据。在青藏高原发现的三趾马化石清晰指示出高原隆升过程的细节，札达三趾马化石研究显示，青藏高原在500万年前的上新世达到现代海拔高度并进入冰冻圈环境，为冰期动物在青藏高原的起源奠定了环境背景。　　甘肃临夏盆地早更新世地层中发现的真马新种埃氏马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并具有在绝对数据和相对比例上最长的马脸，我们的研究还阐明了其内在机制。　　马的演化是地球生命适应环境变迁的典型范例，跨越千万年时光，见证了从森林到草原的生态迭代与生命自身的精准适配：始祖马栖于热带森林，以四趾蹄印留存早期灵动形态；渐新马简化趾骨为三趾，适配灌丛密布的移动需求；中新世的草原古马演化出发达的中趾结构，以稳健奔跃于旷野；现代马上新世定型并延续至今，凭高效运动能力驰骋天地。　　马的这一演化历程不仅是形态的持续优化，更凝聚着生命与自然协同演化的深刻规律，为进化论的发展提供了关键样本。未来，我们将继续在马类演化、地层时代指示和环境背景变迁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完) 　　受访专家简介：　　邓涛，古哺乳动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第11任所长、研究员，亚洲古生物协会执委、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监事长、全国地层委员会常委、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Palaeoworld》《古脊椎动物学报》《古生物学报》《地层学杂志》《第四纪研究》《生物进化》等副主编；《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tudies》《化石》编委。　　邓涛研究员主要从事晚新生代哺乳动物、陆相地层和环境演变研究，领导参与大量卓有成效的野外科学考察工作，发现极为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在系统古生物学和生物地层学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提供更多证据阐明青藏高原在晚新生代强烈隆升及其对气候环境演变的巨大影响。他2011年入选中国科学杰出创新人物，2013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并荣获“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15年入选中国十大科学传播人，2018年获尹赞勋地层古生物学奖。目前主持中国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项目和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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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国际看点｜英首相时隔8年再访华，中英合作迎来哪些新机遇？　　英国首相斯塔默于1月28日至31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此次访问，中英达成了哪些重要共识？两国在经贸、多边主义等领域合作迎来哪些新机遇？西方多国近期为何不约而同“向东看”？本期“新华网国际看点”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陈旸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对此进行深度解读。　　新华网：英国首相时隔8年再次访华，哪些重要因素促使斯塔默选择在此时来访？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陈旸：原因我觉得有三个：从双边关系上讲，英国首相已经8年未曾到访中国。这8年里，其他欧洲大国纷至沓来。现在连特朗普都想来。英国在发展对华关系上属实落后了，急需补课。斯塔默明确表示不与中国接触就是失职，他将访问中国看成改善对华关系的新起点，也是其任内必须完成的使命任务。　　从经贸关系上看，中英合作有利可图。中国是英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英贸易为英国提供了数十万的就业岗位。中国莫大的市场红利是英国无法忽视的机会目标。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是斯塔默将首相外交转化为经济利益，进而转化为政治资本最为可靠和客观的路径。　　从战略上看，英国在“脱欧”之后，面对欧盟的竞争、美国的霸凌日益显得力不从心。近期以来，由于特朗普的横冲直撞，国际环境更是险象环生。英国传统上善于经营平衡外交，因此希望通过提振中英关系来对冲大国博弈的风险，利用中国的影响力和稳定性来平衡国际形势。　　新华网：斯塔默访华期间，中英两国领导人举行了会晤。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下，双方达成了哪些重要共识？对中英关系发展有什么重大意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中英双方至少在三个方面达成了共识。　　首先，中英双方都共同确定双边关系将回到一个稳定向前的轨道上。这次双方认为，中英关系就应该保持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上继续向前推进。这样一个定位，为今后中英关系的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二，双方确认今后继续在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持续加强合作。这次双方签署了12个各领域的合作文件。应该说这些文件，包括之前已经陆续重启的双方各层级的对话机制，可以共同确保中英双方在经贸合作等领域可以持续地推进合作。　　第三，中英作为世界上两个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说在广泛地交换了对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意见之后，也达成了要进一步推进多边主义，进一步维护自由贸易等一系列共识。　　这次访华不仅对双边关系有积极的意义，同时把各领域的合作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推向前进。　　再一个，这次斯塔默访华，中英关系稳定下来，显然对中欧、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会有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对一些目前在对华关系上还比较犹豫的欧洲国家来说，英国的态度，英国对发展多边关系的信心，我想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最后，当前的国际形势仍然处在一个深刻变化的时期，中英两个大国如果进一步加强在多边主义方面的合作，进一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权威，显然也会对当前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带来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陈旸：此次中英领导人会晤达成一系列的共识，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一是重申伙伴关系的定位。过去一段时间，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一再玩弄所谓“三重定位”的概念，片面凸显与中国的竞争性，甚至是敌对性，给双边关系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此次中英领导人会晤反复强调双方致力于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对“三重定位”误入歧途的一种纠偏，确定合作伙伴关系的主导性，将重新激发双边关系的积极面。　　二是坚持务实合作的方向。从发布的联合成果清单看，斯塔默此次访华没有华丽的口号，也没有炫目的数字，只是一份朴实无华的工作清单，要建工作组，要举行对话，要开放免签，要减免关税，这是为双方进一步合作打基础、定框架。英国方面也在涉我敏感议题上保持了尊重，没有让价值观的差异来影响双方的互信，秉持了务实合作的大方向。　　我觉得这两点能为中英关系未来的发展确定一个基本面，保证中英关系运行在一个健康稳定的轨道上。　　新华网：随同斯塔默访华的还有60多位英国重要工商、文化界代表。此访为中英经贸合作带来了哪些新机遇？中英合作未来在哪些经济领域可以“大有作为”？　　崔洪建：加强和中国的经贸合作，是这次斯塔默访华的一个首要的目标，应该说这次中英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成果非常丰富。首先双方进一步确认，要在涉及到贸易、投资、金融、科技各方面加强合作，而且要重启此前双方已经设立了的两国经贸高层的交流机制。　　同时，在双方的合作意向中，重点是进一步要加强在服务业领域的合作。今年是咱们中国的“十五五”的开局之年，进一步加强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是一个重点。我想这一积极信号已经被英方捕捉到。　　中英合作在原有的经贸合作基础上还有很大的潜力，所以接下来如何在一些新兴领域，包括像绿色转型，包括像数字经济等方面继续去挖掘潜力，我想也是这次斯塔默来访期间和中方各界进行交流的一个积极的成果。　　英国的经济仍然处在一个相对的困难之中，所以在当前国内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这次斯塔默率团来访，显然是希望通过英方的诚意，进一步和中方在经贸合作上能够增进共识，在一些新兴领域为双方经贸关系的持续发展创造更积极的条件。　　新华网：一段时间以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强权政治甚嚣尘上。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在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方面，有哪些共同利益与合作空间？　　崔洪建：在这次斯塔默访华期间和中方多位领导人的对话和交流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中英作为两个大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应该说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共识，比如说双方都不愿意看到当前的国际形势继续混乱动荡。同时双方也都认为，作为大国有必要在多边主义的框架内，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上继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　　我们看到在涉及到中方的一系列核心利益问题上，英方作出了比较坦诚、比较务实的表态，这就为双方进一步增强在地区和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共识创造了条件。　　所以接下来，中英双方还可以继续在联合国框架内，以及其它的多边平台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同时，双方的合作显然有利于促进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一些问题上分歧的解决，从而更好地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一个大国协调的条件。　　陈旸：支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霸凌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国际秩序的必然要求。中英两国都是这一体系和秩序的奠基人，也是长期受益者，未来有责任成为这一体系和秩序的中流砥柱。　　在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形势下，中英两国可以通过双边带多边的形式，为世界带来更多的确定性和开放性。例如通过合作制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协议框架，为全球自由贸易发展做示范；可以通过强化金融、气候、卫生合作，为全球治理注入新的动能；还可以通过共同强调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立场和主张，加强安全对话协调，为妥善解决地区矛盾冲突，促进世界繁荣稳定发展贡献更多的大国力量。　　新华网：除了英国首相，近期爱尔兰、加拿大、芬兰等西方国家领导人也相继访华，海外媒体称这一积极动向为西方国家“向东看”。您对此怎么看？这反映了西方国家怎样的战略考量？　　陈旸：我想这既不是刻意的设计，也不是纯粹的巧合，这与西方的内乱有一定的相关性。　　特朗普再次上台以来，对欧步步紧逼，加税、干政，甚至还图谋夺岛。欧退无可退，对美绥靖政策已然见底，奋起反抗是必然的选择。中国的稳定性、可靠性以及敢于对美霸凌说“不”的勇气，自然成了中国的魅力所在。　　以加拿大、英国等国家为代表的西方领导人纷至沓来，通过与中国的接触，密切与中国的关系，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拓展更多的战略空间。在面对美国恐吓霸凌的时候，能够有更多对冲的底气和底牌，我想这就是他们的战略考量。　　崔洪建：在一些媒体看来，这些西方国家不约而同地愿意来访中国，和中国领导人密集地交换意见，同时他们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到中国走访，显然是体现出这些国家在经历近些年的经济发展困境，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的背景之下，更愿意从共同发展、密切合作的方面去看待与中国的关系。　　尤其是我们看到，斯塔默着重提出英国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作为美国长期以来的亲密盟友，英国方面作出这样一个表态，可以说非常不容易。　　同时这也表明，以英国为代表的这些西方国家，在经历近年来的一些波折之后，他们逐渐认识到，如果他们要获得一个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就必须和中国这样推行普惠包容的全球化的大国，多做朋友、多做伙伴。只有这样，他们对外经济合作的收益才可预期，而且可以持续。　　另一方面，应该说大国关系的变化、国际秩序的转型，在近一段时间更多的是以地缘政治冲突，以及一些大国采取霸凌的方式来获取自身利益为一个突出特征。作为西方的一些发达经济体，他们普遍比较富裕，但是往往缺乏相应的所谓硬实力来保护自身的利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也毫无例外地遭遇到了来自单边主义乃至霸权主义的欺凌和压迫。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一个更负责任、更具有格局和眼光，而且全力去倡导、全力去推动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显然就成为这些国家要在乱世中寻找的一个稳定的依托，同时要在不断变化的大国关系中来拓展自己外交空间的一个非常理想的合作伙伴。　　策划：车玉明刘加文　　统筹：袁韵徐倩　　执行：刘小军　　编导：余申芳张旭烨侯强杨洋　　新华网海外传播中心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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