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蟑螂运动”的第二季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郑立颖
发于2026.11.2总第125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2026年10月以来，新德里围绕选举争议举行的抗议持续不断。
当地时间10月23日，印度新德里，数百名抗议者挥舞印度国旗，试图向印度选举委员会总部行进。他们要求暂停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SIR)，恢复被错误删除的选民登记，并要求印度首席选举专员吉亚内什·库马尔辞职。
约两周前，印度警方在首都加强安保，在“蟑螂人民党”(CJP)创始人阿比吉特·迪普克飞抵新德里时将其拘留。此后，抗议者又在10月16日尝试于康诺特广场举行“挥舞三色旗”游行，中央公园被提前关闭，迪普克在前往集会途中再次被警方带走。
几个月前，这群以“蟑螂”为名的年轻人，因考试泄题、教育不公和就业困境走上街头，通过持续抗议最终推动教育部长达门德拉·普拉丹辞职。如今，这场运动的关注点已经转向选举制度。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钱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涉及选举的议题天然具备更强的政治杠杆作用，直接触碰印度选举制度的公信力底线，让原本聚焦教育领域的局部运动，升级为覆盖更广泛社会层面的公共诉求。
“我的名字被删除了”
2026年春天，印度西孟加拉邦完成新一轮选民名册修订后，38岁的沙希达·法基尔发现，自己的名字不见了。
法基尔来自西孟加拉邦北24帕尔加纳县的戈宾达普尔村。约20年前，她和丈夫前往孟买谋生，此后一直靠做家政维持生计。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家人向有关部门出示了她的出生证明、学校证明和父母的土地文件。她的祖父曾出现在1952年的选民名册上，父母的名字也在2002年的名册中。然而，这些材料并未能立即消除她面临的身份质疑。
7月19日，法基尔外出买东西时被警方带走。她的丈夫贾曼·法基尔告诉媒体，家人得知消息后，带着相关证件赶到拘留地点，希望证明妻子的身份。几天后，他们得到的消息却是：法基尔已经被送往孟加拉国。
根据家属向媒体的讲述，法基尔先被转送至印度东北部，随后与其他被拘留者一起被带到边境，交由边境安全部队处置，最终进入孟加拉国境内。法基尔的家人称，她在被拘留期间无法及时与家属联系，也没有获得充分的身份核查机会。
法基尔的儿子随后向印度最高法院提出请愿，称母亲的祖父和父母均曾出现在印度选民名册中，而她本人名字被删除，并不能直接证明她不是印度公民，要求将母亲带回印度，恢复选民资格，并要求相关方面澄清为何将母亲遣送。9月17日，最高法院要求中央政府对此作出回应。
法基尔的遭遇并非孤例。印度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自2025年6月在比哈尔邦启动以来，已在多个邦和中央直辖区展开。选举委员会要求核查选民登记信息，清理已故者、重复登记者及迁离原登记地者的记录，称目的是提高名册准确性，维护选举程序的完整性。
《印度快报》报道称，在当时已开展修订的30个邦和中央直辖区，超过1.3亿个名字被从草拟选民名册中划出，涉及已故、重复登记、永久迁离及无法联系等不同情形。批评者则担心，若核查过程不够透明，或申诉机制难以触及，真正有投票资格的人也可能被排除在外。
法基尔所在的西孟加拉邦的数据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担忧。加尔各答研究机构萨巴尔研究所对当地数据分析发现，在被删除或仍处于审查程序中的选民中，女性占比高达61.8%。此外，删除记录也较集中地出现在穆斯林及低种姓人口较多的选区。
选举委员会内部也出现争议。在过去10个月里，两名选举委员苏克比尔·辛格·桑杜和维韦克·乔希至少14次就选民登记、删除与恢复程序，以及数据库访问权限等问题提出书面异议。
这场内部争议，让选举委员会的独立性再次成为焦点。2023年，印度议会通过新的选举委员任命法案，将原先由最高法院确立的遴选机制中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替换为由总理提名的联邦内阁部长。新机制下，遴选小组由总理、总理提名的内阁部长和人民院反对党领袖组成。批评者认为，政府一方在三人小组中占据两席，可能削弱选举委员会的独立性。印度首席选举专员吉亚内什·库马尔，正是依据这一新法案获任的首位首席选举专员。
钱峰指出，“特别密集修订”引发的争议，加上选举委员会内部异议被公开披露，进一步损害了公众对该机构的信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蟑螂人民党”的抗议开始从教育和就业问题转向选举制度。对这群年轻人而言，考试公平和就业机会关系到个人能否向上流动，选举制度则关系到他们能否通过投票改变政策、追究权力责任。
“在这里，我们一起失败”
22岁的阿迪娅是新德里抗议人群中的一员。在她看来，这场运动吸引年轻人，不只是因为选举制度出了问题，在考试公平与选民权利的争议之后，还有一代印度青年积累多年的挫败感。
过去一个多月，阿迪娅投出了100多份简历。她每天花十多个小时浏览招聘网站、修改简历、填写申请表，却始终没有获得一份工作。她学的是经济学，大学期间，她完成了课程、学术项目和研究报告，原以为毕业后能找到一份与专业相关的工作，但真正开始求职，她才发现，不少企业希望应聘者有工作经验，最好入职后就能独立承担任务。
“父母和亲戚不断询问求职进展。可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如果没有人愿意给我们第一份工作，我们又怎么获得经验？”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日常生活中，我是一个失败的人，一个尚未找到工作的毕业生，一个让家人担心的人，也是一个在投出100多份简历后，开始怀疑自己能力的人。”但在抗议人群中，她发现，周围的人也有着相似的经历。“蟑螂党是唯一让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的存在。”她说。
这种挫败感并非个别现象。印度阿齐姆·普莱姆基大学3月发布的《2026年印度工作状况》报告显示，印度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但毕业生就业增长未能跟上。2004年至2023年间，印度每年新增毕业生约500万人，但每年找到工作的毕业生约为280万人。报告还显示，15至25岁毕业生的失业率接近40%。
钱峰分析，印度青年面临着教育与产业需求脱节等结构性问题。一些高校课程更新和实践训练跟不上就业市场的变化，年轻人即使获得学历，也未必能找到与所学专业相匹配的工作。当教育被视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学历却不能兑现相应的职业期待时，失望便不再只是个人的感受。
2026年，考试公平问题为这种积累已久的焦虑提供了一个出口。印度医学入学考试NEET-UG曝出泄题争议，考试被取消后重新举行；与此同时，中央中等教育委员会(CBSE)十二年级考试也出现答卷错配事件。
韦丹特就是最初将考试错配事件曝光的考生。2026年5月，他发现，CBSE在成绩核查过程中提供给他的物理答卷并非自己所写。他把问题发到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关注。随后，CBSE承认发生了答卷错配，并向他提供了正确的答卷。答卷纠正后，他的物理成绩从65分改为74分。
韦丹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围绕CBSE问题发声，让他看到公开表达能够带来改变。但在他看来，真正重要的不是某个学生最终获得了多少分，而是学生不应该每次遇到问题，都必须依靠一条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帖子，才能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
7月25日，随着考试争议持续发酵，教育部长达门德拉·普拉丹宣布辞职。这是抗议者提出的主要诉求之一，也让部分参与者相信，集体行动能够迫使政府回应他们的要求。
阿迪娅也表示，年轻人必须为自己的权利站出来。但她也清楚，街头行动不会直接带来一份工作，也不能保证她今后找到理想的职业。但在抗议现场，她不必独自解释自己的失败。“在这里，我们一起失败。”
“蟑螂运动”能走多远？
印度教育部长达门德拉·普拉丹辞职时，“蟑螂运动”一度迎来高光时刻。这个从网络讽刺中诞生的青年社群，用数周街头抗议，将考试公平问题推上公共议程。几个月后，他们再次走上街头，矛头从考场转向选民名册争议。正如“蟑螂人民党”创始人阿比吉特·迪普克所说，“蟑螂运动”进入了“第二季”。
10月14日，一个名为“反对SIR人民联盟”(People Against SIR)的跨组织平台在新德里成立。参与者包括学生团体、农民组织、工会，以及关注妇女、达利特人、阿迪瓦西人和少数族群等议题的公民社会组织。迪普克也参与其中。农民领袖拉凯什·蒂凯特、律师普拉尚特·布山等人则被列为后续反SIR行动的参与者或受邀人士。
这一平台提出，反对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的行动不应局限于单一组织，而应由不同社会群体共同推动。原本以青年和考试公平为主要关注点的“蟑螂运动”，由此进入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动员网络。
10月23日，联盟发起新一轮街头行动。组织者还宣布，后续抗议计划将覆盖全国88座城市、18个邦、145个组织。由此，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争议不再只是少数青年组织提出的疑问，而是逐渐成为学生、农民和公民社会团体共同参与的公共议题。
与此同时，反对党也在推进自己的行动。印度国民大会党等反对党质疑“特别密集修订”可能损害选民权利，并要求选举委员会回应相关争议。国大党已定于11月1日在新德里的拉姆利拉广场举行集会，计划联合其他反对党继续施压，并通过地方会议和基层走访，联系选民名册中被删除姓名的人，帮助符合条件者重新登记，将相关问题纳入更大规模的反“特别密集修订”动员。
参与者增多，并不意味着各方已经形成了目标一致的政治联盟。对反对党而言，选举公平是一个能够凝聚共同立场的议题；对农民、工会和公民社会组织而言，参与抗议则为各自关心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表达渠道。对“蟑螂人民党”来说，与这些组织合作可以扩大影响力，却也带来一个难题：当运动进入更复杂的政治议程，它还能否保有自身的独立性？
迪普克此前已明确表示，“蟑螂人民党”暂时不会注册为政党，而是继续作为独立压力团体运作。8月，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印度当下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向公共机构施压的社会运动，而不是再成立一个政党。10月14日，他再次表示，“蟑螂人民党”不会并入任何政治党派。
钱峰认为，“蟑螂运动”为印度反对党提供了围绕选举公平开展合作的契机。反对党可以通过议会质询、司法诉讼和媒体监督，将街头诉求转化为制度议程。但对坚持独立定位的“蟑螂人民党”而言，与反对党合作也是一把双刃剑：合作过深，可能被执政党指为党派动员，削弱运动的独立性；保持距离，又可能限制其推动制度改变的能力。“如何在扩大影响力的同时保持独立，将决定‘蟑螂运动’能走多远。”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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