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年9月中小学新学年开学之际，土耳其正式启用两套全新全国通用教材，分别是面向基础教育阶段的《哈坎和比尔盖的突厥世界之旅》和面向高中阶段的《突厥世界文化地图集》，顿时在许多国家社会引起了关注。　　这两套教材公然将一大批主权国家领土划入其生造的所谓“突厥斯坦”和“统一突厥文明疆域”，覆盖面不仅囊括中亚五国、阿塞拜疆，还包括中国新疆、甘肃、青海等省区，俄罗斯西伯利亚大片领土，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　　一个区域中等国家，在其覆盖全国青少年教育的官方教材中公开宣示、灌输对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这么多国家领土主权的觊觎，无论是当事国还是其它国家，都不可能不引起关注。　　我从这条新闻中看到的，不仅有土耳其极端势力及其跟班膨胀的“泛突厥主义”野心，还有笼罩在土耳其未来前途命运之上日益浓重的阴影。须知，“泛突厥主义”狂热建立在对奥斯曼帝国“武功”的追忆与吹捧之上，但事实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武功”并没有他们臆想中的那样“辉煌”，即使其鼎盛时期，疆域面积也不及宋朝，人口和经济规模更是望尘莫及。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双泛”思潮路线在萌芽之时，就遭到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挑战、处于国运低谷的晚清中国痛击，奥斯曼土耳其在左宗棠大军收复新疆的凯歌声中陷入主权破产；尔后，“双泛”路线全面成为奥斯曼帝国国策，更是将其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漩涡而战败瓦解，执掌奥斯曼帝国大权、狂热推行“泛突厥主义”的恩维尔帕夏逃窜中亚，最终被苏联红军击毙。　　今天，在“埃尔多安经济学”已然破灭的背景下，大幅度膨胀的“泛突厥”野心，又会将土耳其命运带向何方？虚妄的“历史荣耀” 　　首先，从历史上疆域面积审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武功”的成色。大致而言，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由巴尔干、安纳托利亚、阿拉伯三大领地组成：　　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地区，包括希腊、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内，面积约88万平方公里；　　安纳托利亚，面积约76万平方公里；　　阿拉伯领地，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埃及、马格里布和阿拉伯半岛沿海地区，面积约75万平方公里；　　三大区域合计，面积239万平方公里。　　相比之下，宋朝版图在中国历史上南北统一中原王朝中最小，燕云十六州和安南都未收复，中国社会普遍视之为“弱宋”。但北宋领土面积仍然达到约280万平方公里，鼎盛时期奥斯曼帝国领土面积相当于北宋的85%；即使偏安江南的南宋，领土面积也有19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领土面积的79%，大大超过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巴尔干、安纳托利亚、阿拉伯三大领地中任意两大领地面积之和。　　同时，对宋明等中原王朝版图面积的计算是按照最严格标准进行的，即任用流官、设府、驻军、收税……奥斯曼土耳其等国外许多“帝国”则不是如此；如果按照同样标准衡量，宋朝等中原王朝疆域面积对奥斯曼土耳其的优势还会进一步扩大。　　在人口方面，奥斯曼帝国更是望尘莫及，其人数大体与宋朝户数相当。在公认的奥斯曼帝国最伟大苏丹苏莱曼一世当政期间(1520—1566年)，奥斯曼帝国人口约为1200万；16世纪末增长至2200万；1800年前后约为2500万，其中巴尔干半岛约有900万，安纳托利亚约有600万。相比之下，北宋(960—1127年)户数已逾2000多万，人口突破1亿；南宋在稳定时期户数1200多万，人口6000万左右。　　而且，奥斯曼帝国人口远远少于宋朝，反映了其经济发展和治国理政水平低下。须知，埃及在罗马统治时期人口就曾达到800多万，但在18世纪末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只有此数的1/3。直到1884年(清光绪十年)，埃及人口才在罗马统治结束之后首次回升突破800万关口。 “双泛”土耳其遭受左宗棠重击　　再看“双泛”思潮路线萌芽时期奥斯曼土耳其与中国较量的结果。由于阿古柏伪政权与奥斯曼土耳其建立了宗藩关系，打奥斯曼土耳其国旗，由土耳其教官训练、指挥其军队，大量使用土耳其援助武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在相当意义上堪称“中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战”。　　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启动自强自救的“坦齐马特”(Tanzimat)改革，比中国洋务运动启动早了20年，其内外环境均大大优于中国清王朝。从鸦片战争前夕的1839年起，经历了近40年的境内基本稳定，总体上享受了那个“大争之世”难得的休养生息时期。中国则遭遇了天翻地覆的内外交织战乱打击：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沙俄强占百万平方公里领土……就连雪域高原西藏，在此期间也先后遭遇两次外敌入侵。　　在这样条件下的双方较量，结果如何？　　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凯歌声中，奥斯曼土耳其爆发毁灭性债务危机，深陷“主权破产”泥潭；　　刘锦棠率部挺进乌鲁木齐之时，奥斯曼土耳其主权债务危机引爆伊斯坦布尔大动乱，承认、册封阿古柏伪政权并给予大笔援助的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遭废黜下台；　　直至1881年(光绪七年)，左宗棠全歼阿古柏匪军、全面收复天山南北两路4年之后，奥斯曼土耳其方才完成债务重组。其代价是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岁入的一大部分须交给公共债务委员会，包括盐和烟草的专营收入、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今保加利亚南部)岁贡、英国占领下的塞浦路斯政府财政盈余、一系列间接税和什一税收入，等等，用于偿付债务利息和本金，剩余部分才能交还给奥斯曼土耳其的国库。　　左宗棠收复新疆与奥斯曼土耳其陷入债务危机同时发生，表明当时中国虽然处于远远不利的环境，但经济发展、政府体系与财政重组等成绩，均显著领先于奥斯曼土耳其，预示了在此后直至20世纪、21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两国截然不同的前途命运：　　中国得以经受住此后的跌宕起伏、克服重重挑战而保持了国家领土主体完整，进而在国家复兴进程中跃居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则土崩瓦解，只是勉强保住了土耳其族人聚居的安纳托利亚区域大体完整，虽然依靠地理区位优势而成为区域强国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但宏观经济与社会震荡、军事政变交织的危机一再重演，即使想跃居区域第一强国也希望渺茫，更不用说跻身世界性超级大国了。比“通货”更膨胀的野心　　奥斯曼帝国在“双泛”狂热驱动之下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终遭战败解体之后80年，2002年11月，埃尔多安率领的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次年3月埃尔多安正式出任总理。　　在执政前期，乘着世界经济步入持续高增长的顺风，埃尔多安较快交出了一份按西亚、北非标准衡量相当炫目的经济成绩单：　　从开始执政前夕的2002到2013年，土耳其GDP达到顶峰，11年间以美元现价计算的土耳其名义GDP从2387亿美元增长303%至9625亿美元，人均GDP从3616美元增长250%至12639美元；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如此的增长堪称奇迹。　　自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国以来，多次出现的年率超100%奔腾式通货膨胀一度被抑制到了个位数，近乎沦为废纸而号称“世界最不值钱货币”的土耳其里拉，在2005年货币改革之后保持汇率大体稳定将近8年。　　基于上述实绩，土耳其在埃尔多安执政前期，被国际市场和舆论普遍视为是最热门、最有前途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之一，“埃尔多安经济学”在国际上声誉鹊起。　　正是凭借上述耀眼的经济成绩及其所带来的强大民意支持，埃尔多安才得以对土耳其政治体制大动干戈，实质上根本改变了土耳其共和国立国的世俗主义政治体制，把2002年11月一次提前大选大获全胜、但完全有可能昙花一现的“安纳托利亚革命”，发展成了根本改变土耳其政治体制内核的长久革命，牢固树立了自己的政治权威，土耳其的“双泛”思潮与路线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沉渣泛起，膨胀到了土耳其共和国创建百年来的最高峰。　　但“埃尔多安经济学”存在内在长期致命弱点，决定了“埃尔多安经济学”下的土耳其经济增长机制不可持续。　　当本世纪初那轮世界经济史上罕见初级产品牛市在2014年彻底崩盘，当主要中央银行非常规货币政策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由此导致的资本流动逆转，使土耳其国际收支与债务风险日益凸显，“埃尔多安经济学”曾经有过的“成功”也就不可避免土崩瓦解，相继化为乌有：　　自2013年达到9625亿美元顶峰之后，以美元现价计算的土耳其名义GDP总体连年萎缩，2014—2020年一路下降至7303亿美元的低谷，尚不及2008年水平(7879亿美元)，直到2023年，土耳其名义GDP方才重新超过2013年水平。　　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从2017年起重回两位数，并连续逼近100%大关。　　货币汇率重回快速贬值轨道，2018年以来一再爆发“股汇双杀”“股汇债三杀”的金融危机，目前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大体相当于2014年的1/25。2002年埃尔多安上台时，土耳其里拉号称“世界最不值钱货币”，对美元汇率从1998年的20万：1贬值到165万：1，相当于凯末尔时代里拉初创时的300万分之一，纸币面值最低50万、最高2000万，硬币面值小的5万、最大50万；……现在的土耳其里拉重回“世界最不值钱货币”境地，并非完全不可想象。　　…… 　　直到2023年大选之后，在新财长穆罕默德·希姆谢克(Mehmet Simsek)的强力整顿之下，土耳其宏观经济状况方才有了较明显的改善，但失业率仍然接近10%，通货膨胀率仍然保持在30%以上的高位……即使这样的成绩，也是依靠骇人听闻的高利率而暂时实现的，即使在今年10月22日降息之后，土耳其基准利率(一周回购利率)也不过是从37%下调至36%。　　而且，穆罕默德·希姆谢克实施的经济政策彻底背离了“埃尔多安经济学”。2023年大选过后，为了收拾经济崩盘的残局，埃尔多安能够接受希姆谢克的条件，不等于他能够一直容忍希姆谢克的操作。若希姆谢克的授权被全面收回，土耳其重回“埃尔多安经济学”轨道，土耳其经济只会更惨，“股汇双杀”“股汇债三杀”景象将再次成为家常便饭。　　但与此同时，土耳其的“泛突厥”野心却持续膨胀并“再创新高”，一再向综合国力与其不可同日而语的中、俄等世界级大国和周边众多国家张牙舞爪，这种自不量力的野心，将会把土耳其带向何方？恩维尔帕夏的下场是否会重演？　　冷峻的历史规律终将亮出答案。　　作者：梅新育

https://www.oliannews.com/eu/2026/10-27/403136.shtml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全会闭幕仅一周，2025年10月3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专门研究了场景问题，标志着这项工作成为“十五五”的“先行工程”。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5〕37号），要求“分批次推出应用场景项目清单”。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正式印发首批136项标志性重大应用场景项目。推出这批项目，不是一般性的工作，在当前阶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推出应用场景项目，是一项牵引性强的重大改革　　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力度抓场景？这是理解这项工作的逻辑起点。从政策逻辑看，场景不是一般的政策工具，而是连接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贯通需求与供给的稀缺资源，是放宽市场准入、创新要素配置方式的制度性安排。以场景开放为切口，牵引的是经济体制协同改革的一盘大棋。　　场景是打通科技与产业通道的桥梁。“十五五”规划建议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摆在突出位置，而两者融合的最大障碍，在于科技与产业之间横亘着一道“达尔文死海”，实验室里的成果走不到生产线，生产线上的需求传不到实验室。场景恰恰是跨越这道死海的桥梁，可以为前沿技术提供真实的试验验证环境，让技术在应用中迭代、产品在市场中成熟。抓住了场景，就抓住了科技体制改革和产业创新协同的“牛鼻子”。　　场景是破解民生难点堵点的钥匙。“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任务繁重，群众急难愁盼的看病、养老、康复等问题，很多不是资源总量不足，而是体制机制不顺、供需对接不畅。场景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把真实民生需求开放出来，让技术、模式和制度创新围绕需求协同发力。“需求在哪里、场景就建到哪里”，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生根落地的重要路径。　　场景是创新要素配置方式的载体。长期以来，要素配置主要依靠行政分配和市场竞争两种方式，而场景提供了第三种机制，以需求为牵引，让技术、数据、人才、资本围绕真实应用目标跨界流动、重组整合。“十五五”时期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向纵深推进，特别是在数据、空天、深海等新型要素领域，更需要新场景、新机制。场景开放的过程，本身就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过程，配置效率的提升就是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　　场景是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的通道。过去，许多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应用领域对民营企业而言“看得见、进不去”。国办37号文件明确要求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主动开放主业领域场景，吸引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科研院所参与。这对民营企业不是简单的项目机会，而是制度性的发展机遇，是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见效的重要切口。从这个意义上说，场景改革也是一场深刻的市场化改革。　　标志性场景项目是规划蓝图转化为施工图的示范标杆。改革推进有其自身规律，重大项目的一个功能就是以点带面、立标打样。首批项目如同树立起一批“样板间”，既向全社会传递场景开放的明确信号，让各类主体看清方向、看到机会，又承担探索路径、积累经验的功能，试出来的经验可以复制，探出来的路子可以推广，各地可以从中看清场景怎么选、资源怎么开放、改革怎么协同。以示范破题、以标杆引路，场景培育开放就能由点到面、梯次展开，这正是抓典型、带全局的改革方法论在场景工作中的运用。　　首批标志性重大应用场景项目具有鲜明特点　　首批136个场景项目，实现了对国办37号文件所提出的新领域新赛道、产业转型升级、行业领域应用、社会治理服务、民生领域等五大类型应用场景的全覆盖，涉及推广应用新技术1700余项、新产品1200余项，推动制定新标准规范2200余项。从项目的构成和布局中，可以读出国家层面的深层考量，体现了若干鲜明特点。　　一是聚焦“十五五”的新领域新赛道，为未来产业赢得先机。未来产业的发展，往往取决于谁先在真实环境中跑通技术路线。如，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工业机器人集成数字化研发与设计场景，直指通用制造业机器人渗透率不足的行业痛点，构建开放、标准、生态化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开发环境，为智能制造装备的迭代升级开辟实战空间；北京牵头面向6G泛在智联新业态培育的技术创新场景，依托自主研制的6G开放众创试验装置，为具身智能机器人、沉浸式通信等至少6类应用提供规模化实战验证环境，使我国在下一代通信技术竞争中占得先手；四川牵头脑机接口全生态验证场景，构建23个细分场景，开放严肃医疗、社区家庭、商业消费三类应用接口，为前沿技术搭建从科研走向应用的系统性入口等。这些布局的意义，在于把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转化为今天的先行行动。　　二是拿出了央企的“看家”环节，标志着场景开放进入“深水区”。中央企业牵头场景21项，拿出的都是主业中的核心环节，其意义在于把最稀缺的资源变成全社会共享的创新平台。如，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开放油气管网信息本质安全场景，融合量子科技、智能原生等前沿要素，研发28项新技术、21项新产品，构筑“面向未来的量子网络”安全屏障；国家电网开放冀北亿千瓦级新能源场景，布局22个工程、系统性验证56项新技术新产品，攻关构网型柔直、风光储主动支撑等世界级难题；南方电网联合华为等企业开放新型电力系统开源物联操作系统场景，让电网数字化底座向社会开放；中国雅江集团开放巨型水电工程绿色智能建造场景，把世纪工程施工现场变成智能建造技术的最大试验场；中国中车集团把高寒、冰雪冻雨等极端环境变成轨道交通装备验证的天然实验室等。这种真金白银的开放，是市场准入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其示范意义超出项目本身。　　三是体现了地方的探索精神，让场景工作有了深厚的土壤。首批项目中，地方牵头推进的场景达90项，覆盖31个省（区、市），其价值在于以差异化探索为国家层面制度创新提供多样化样本。浙江牵头的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场景，把虚拟交互、多语言服务等新技术嵌入全球小商品贸易真实业务，回答传统贸易大省向数字贸易强省跃升的时代课题；安徽牵头汽车产业全链路协同创新场景，让产业链主企业、生态平台、高校院所和科技新锐同台协作；广州以5G智能巡诊车、眼科数据平台推进全民眼健康分级诊疗，打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通道等。地方各展所长、竞相探索，体现了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精神的有机结合。　　四是协同特征明显，实现了跨部门、跨区域、跨领域的联动布局。场景问题往往横跨多个治理单元，协同是首批项目的突出基因。从部门协同看，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等部门牵头场景25项，与央企牵头的21项、地方牵头的90项同向发力，形成条块结合的推进格局。从跨区域协同看，江苏会同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浙江打造大运河城市联动协作养老场景，沿千年运河构建三大协作带，形成养老场景的“运河方案”；广东会同广西、云南、贵州、海南、内蒙古推进新型储能场景，联合7省（区）14座城市探索跨区域能源电力协同；故宫文化遗产数智活化场景联动各省文旅部门及黄山、泰山、武夷山等承载地，让文化数字化从单点走向体系。从跨领域协同看，高速公路交通与能源融合应用场景把路侧边坡、服务区变成新能源开发载体，实现交通与能源双向赋能。这些场景，都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具体展开，对打破各种壁垒和界限具有积极探索意义。　　五是坚持问题导向，以场景化方式破解多年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难题。检验场景工作的成色，要看它敢不敢碰真问题、能不能啃“硬骨头”。应急管理部牵头的危化品储罐区无人化智能灭火场景，以智能巡检机器人24小时自主巡逻、L4级无人驾驶消防车精准处置，把救援人员从爆炸、有毒、高温环境中替代出来，直击危化品处置这一安全顽疾；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牵头的智慧矿山建设场景覆盖不少于2800座矿山，在三大类矿山中系统验证智能感知、无人驾驶等新技术，撬动矿山生产模式和安全监管机制双重变革；住房城乡建设部牵头的数字家庭场景，把国产操作系统、具身机器人等技术融入“好房子”建设；民政部牵头的智能康复辅具产业化建设场景，聚焦养老助残“最后一公里”等。这些难题单靠市场解决不了、单靠行政命令难以根治，场景提供了“技术验证+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的系统性方案。　　依托首批项目深化改革，加快形成改革成果　　场景项目建设重在落地见效，价值更在于以点带面撬动改革全局。首批136个项目的推出只是一个起点，下一步还要在多个层面持续用力。　　第一，要放大示范效应，加快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场景培育开放工作范式、体制机制、制度标准、商业模式。要按照国办37号文件部署，分批次持续推出应用场景项目清单，重点布局新领域新赛道场景、高价值小切口场景和跨区域跨领域综合场景；及时总结首批项目的好经验好做法，提炼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场景新模式；坚持统筹布局、有序推进，因地、因业、因企科学组织实施，防范一哄而上、低水平重复建设。　　第二，要深化改革，协同推进场景、准入、要素改革。场景开放的本质是准入的开放。要完善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制度，在守住安全底线前提下减少制度性门槛，面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探索标准先行的准入管理模式；打通市场准入、场景开放、要素配置的联动链条，探索数据、空天、深海、频谱轨道等新型要素市场化配置方式；把央企国企开放垄断环节的实践提炼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准入规则，让“首试首用”变成“敢闯敢投”的稳定预期，形成环环相扣、互为支撑的改革闭环。　　第三，要健全长效机制，确保场景建设行稳致远。要加快完善场景培育开放配套政策和标准细则，推动场景建设与行业标准、认证认可制度相衔接；健全容错纠错、动态退出机制，让创新者有底气、有退路；培育壮大场景专业服务机构，创新场景运营模式；强化部门协同和央地联动，加强评估监测和经验推广，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生态，让场景建设成果惠及更多地区和主体。　　作者：董煜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三里河”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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