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家

　　《意见》出台，是我国在大数据应用上的进一步探索，势必为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数字中国做出更多贡献。

　　12月1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公布，提出“数据二十条”，初步搭建了我国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当前，大众生活的一点一滴，也莫不与数字化紧密相关、相连，当此时刻，对“数据”进行再思考、再定义、再定位，刻不容缓。

　　当数字变成社会生态，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社会应当及早对数字化社会下的监管、治理组织和规范进行调整，在体制机制上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新架构，在鼓励促进数据禀赋发挥作用的同时，仍然保证社会秩序和正义公平。这对各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将数据当做生产要素，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确权？此次《意见》，在确权上着墨不少，意在对未来的数据市场化之路确立基础，以便于未来数据流动能够更加通畅。

　　数据确权促进了数据流动，这就面临另一个重要问题，如何监管？应该说，技术进步给了大数据集成性搜集的可能，也给了监管机构监督管理能力加强的可能。

　　与此同时，应该特别注意以下两点。一是监管相关平台等商业机构是应有之义，但必须有非常清晰的规范法律要求。二是在商业机构之外，大数据实际上给了监管行政管理机构更多挑战。防疫过程中的“赋红码”等已经显示，大数据的赋能是明显的，但谁都不应该有脱离监管之外的“超能力”。数据必须在正确的时间交易、正确的地点保存、正确的主体使用。

　　数据要素要发挥作用，其首要和终极问题是，如何“智慧”？从“大数据”诞生那天起，似乎其就与“智慧”密不可分。有了更加先进的数据捕捉、描画、索取、集成手段与技术，按理说，“智慧”就会随之到来，无论是“智慧家居”还是“智慧城市”。

　　然而，实践显示并非如此。如何更好解决民众最关心的教育、医疗、交通问题？如何利用大数据贡献更好的营商环境？如何提升整个社会的动能效能，让市场化进行得更加活跃？这就需要对数据应用进行更多的研讨和思考。

　　《意见》出台，是我国在大数据应用上的进一步探索，势必为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数字中国做出更多贡献。同时，也应该看到，“大数据”虽新，但其数据禀赋确权、监管、治理能力等背后问题的底层逻辑，一直存在。而解决这些，似乎才是在新生态下建立新规范的关键。

　　□万喆(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