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产生于古印度。创始人是当时北印度的释迦族净饭王的太子释迦牟尼(前565—前485)。由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僧团得到了当时位于印度西北部的摩揭陀国、萨罗国等国的国王和工商业主的支持，因为主张在宗教信仰方面“四姓平等”，从而也得到农民、手工业者和从事低贱职业的劳动者的支持，发展迅速。
在公元前后的两汉之际，佛教从古印度经中亚传到中国内地。据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一带)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大概是讲佛陀生平的经)；东汉初年，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汉明帝也曾派人去西方求法，取回《四十二章经》(小乘佛经的摘要著作)译为汉文。
当时盛行黄老、神仙方术，人们也把佛教看成是道术的一种。东汉末年，安息(伊朗高原东北部)僧安世高等人来华译出大量小乘经典，其中包括介绍佛教基本教义的理论著作和指导修持禅定的禅经。支谶是同时来华的大月氏僧人，他第一次把大乘般若学传入中国内地。
所谓般若是指一种能令人达到彻底解脱的最高境界的特殊智慧。他所译的《般若道行品经》很快就受到人们的注意，在魏晋曾风靡一时。 魏晋盛行玄学，重《老子》、《庄子》和《周易》，崇尚清谈。魏正始(240—249)年间，何晏、王弼提倡“贵无”，认为天下万有“以无为本”，名教出于自然。魏晋之间，向秀、郭象注《庄子》，认为万有“自生”、“自尔”、“独化”，儒家名教即自然。以般若学说为基本内容的大乘空宗因为在思想上与玄学有相似的地方，所以受到士大夫的欢迎，并得到迅速传播。
《般若经》宣传“诸法性空”，认为世俗认识及其面对的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假而不实，唯有体认永恒真实的、超越世俗认识的“实相”、“真如”、“第一义谛”才能达到觉悟。玄学家以佛教般若学说来发挥玄学的理论，佛教学者用玄学来解释般若学说，佛玄交融贯通，两晋时期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般若学派——“六家七宗”，其中以本无宗(主张本体为空)、心无宗(空心不空外境)、即色宗(万有即空)影响较大。
东晋十六国后期，战乱不断，生灵涂炭，佛教因宣传善恶因果报应和彼岸世界的教义，受到社会普遍欢迎，发展很快，几乎普及社会各个阶层。西域高僧佛图澄受到后赵石勒、石虎的尊崇，除传教外，还参与军政机要。在他的影响下，朝廷正式允许汉人出家为僧。佛教的发展，促进各种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的不断发展。
南北朝时期，从广译佛经进入深入地研究佛经，讲经和著述之风甚盛。围绕研究佛经的不同和理论主张的差异，出现了涅槃(指摆脱人间诸般烦恼、熄灭生死轮回后获得的一种精神境界)、成实、三论、毗昙、地论、摄论、楞伽等学派。继魏晋盛行般若之后，涅槃佛性学说特别受到人们的重视。竺道生在南朝大讲“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阐提人(谓善性灭绝者)皆得成佛”和“顿悟成佛”的理论，在佛教界发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南朝宋文帝和梁武帝等人都提倡这个理论。从此，般若空义和涅槃佛性理论成为中国佛学的两大理论支柱。
南朝的统治者都崇信佛教。梁武帝曾四次舍身寺院，由朝廷和群臣以巨额金钱赎回。梁武帝并多次登坛讲经，从事著述。北朝虽发生过北魏太武帝(446)和北周武帝(574)发起的两次灭佛事件，但总的来说是积极扶植佛教的。云冈、龙门石窟的建造，大量寺院的修建就是证明。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支持，南北朝时已形成了相当稳固的以经营土地为中心的寺院经济，并在世俗官僚制度之外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僧官制度。
北朝由于统治阶级重视文治政策，对儒、释、道三教都予以扶植，于是佛教进入鼎盛时期。隋朝承北周武帝灭佛之后，文帝自小受尼鞠养，即帝位后常对群臣讲：“我兴由佛法。”他广建佛寺，度僧尼出家，命人译经写经，从仁寿元年(601)开始，前后令百余州建舍利塔。隋时建寺3985所，度僧尼23.6万余人。唐太宗即位后，曾命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给家人、车、牛、田庄，并立碑颂德”。
在贞观十一年(637)下的诏令中，他虽然表示有意抬高道教，说“朕之本系，出于柱史(老子李耳)”、“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但实际上，采取的是二教并重政策。武则天曾利用佛教篡夺帝位，于是谕令佛教应在道教之前，从此进一步刺激了佛教的发展。唐武宗时曾一度灭佛(845)，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命僧尼还俗。据《资治通鉴》记载，被毁寺院达4600所，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4万余所，僧尼还俗的达26万多人，没收的寺院土地达数千万顷，查出奴婢15万人。但武宗以后，佛教很快又得到恢复和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六七百年的初传、普及，逐渐成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寺院经济也成为中国封建经济的一个方面。在教义理论方面，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哲学本体论、天人关系论和人性论以及宗教习俗、鬼神观念等广泛吸收，在僧团组织方面，采取了中国封建宗法观念和制度，从而形成许多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
